西夏陵：賀蘭山麓的千年回響

　　西夏陵 張世軍攝/光明圖片

　　西夏靈芝頌漢文殘碑 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供圖

　　西夏綠釉套獸 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供圖

　　7月11日，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7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宣布將西夏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神秘的西夏陵迎來世界探究的目光。

　　仲夏時節，從寧夏銀川市區驅車西向，賀蘭山的輪廓漸次清晰。車窗外，巍峨山體與遠處高聳的陵塔遙遙相對，天高云淡的蒼穹下，山與陵靜默相望，平添了幾分神秘。西夏陵，究竟藏著怎樣的過往？漫步于賀蘭山前的戈壁灘，星羅棋布的古冢在腳下鋪展，高低錯落的殘垣在風中靜立，仿佛正緩緩撩開歲月的面紗，將那些關于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娓娓道來……

　　塵封歷史的發現

　　站在西夏陵博物館一樓展廳的沙盤前，高山與陵塔的遙相呼應一目了然——陵區沿賀蘭山勢走向呈西南-東北方向延展，西北傍高山、向東眺黃河，俯瞰整個銀川平原。

　　“整個陵區背山面水、地勢高敞，每座帝陵的空間軸線都與賀蘭山的某個山巒頂峰相關聯，借山勢襯托出陵墓建筑的恢宏氣勢。”西夏陵博物館館長師培軼說。

　　如此規模宏大的陵墓群，主人究竟是誰？明代安塞王朱秩炅有詩云：“賀蘭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漚。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與侯。”這些可能為“昔年王侯”的古冢，在歲月的長河中以遺址狀態靜靜矗立了近千年，無人知曉它的來歷。

　　直到20世紀70年代，寧夏考古隊首次開展西夏陵科學考古調查。根據7號陵碑亭出土的殘碑碑文“大白高國護城圣德至懿皇帝壽陵志銘”，確定7號陵陵主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壽陵，這也是目前西夏陵唯一一座通過考古研究完全確認墓主身份的帝陵。

　　“半個多世紀以來，通過對西夏帝陵陵主的確認、陪葬墓、北端建筑遺址和防洪工程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西夏陵的選址、陵園結構、形制布局、陵寢制度、遺存情況等逐漸清晰。”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柴平平告訴記者。

　　西夏陵分布范圍近40平方公里，含9座帝陵、271處陪葬墓、5.03公頃的北端建筑遺址、32處防洪工程遺址，并巧妙借用賀蘭山勢，共同形成了雄偉壯麗的陵區景觀。

　　柴平平告訴記者，考古工作者通過對6號陵地宮的發掘，明確了西夏帝陵的墓葬結構、陵塔與墓室的相對關系等。3號陵地面遺跡的清理，探明了陵園的平面結構，出土了大量佛教建筑構件，搞清了陵園的建筑方式。2024年，通過對3處防洪墻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弄清了西夏陵防洪設施的建造方法和類型。

　　西夏是11—13世紀我國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以黨項族為主體，1038年建立，1227年被蒙古所滅，其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鼎盛時期曾控制河西走廊，疆域規模達到115萬平方公里。

　　參與西夏陵申遺工作的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陳同濱認為，“西夏陵作為西夏留存至今規模最大、等級最高、保存完整的代表性遺產，為中國歷史上延續近兩百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見證，也填補了亞洲文明史上時間—區域—族群框架上的空缺。”

　　文明交融的印記

　　行走在西夏陵區，從高聳的陵塔和地面建筑遺跡，仿佛可以看到昔年王朝的盛景。

　　西夏陵現存9座帝陵，考古發掘顯示，雖然陵域面積大小不等，但建筑布局總體類似。每座帝陵均呈倒“凸”字形平面分布，以陵城為核心，陵城墻四面中部皆設門、闕，四角設角闕，城內有獻殿、墓道封土、陵塔等遺跡。陵城南側凸出設一月城，月城南墻中部辟門，并筑門闕，內設神道、石像生。月城前方置闕臺、碑亭等建筑。

　　通過觀察西夏帝陵的獻殿、陵城南門等建筑遺址的柱洞分布，可以明顯看出，它們均采用了中原地區傳統的木結構建筑形式。現存規模最大的3號陵陵城，在城門、角闕等建筑中不僅使用了中原王朝的“闕”，而且為“天子三出闕”的最高禮制，完全符合中原文化的帝王規制。

　　西夏帝陵在吸納唐帝陵、宋帝陵陵寢制度的基礎上，還吸收了吐蕃、回鶻、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文化元素，并結合自身民族傳統文化觀念進行創新。

　　比如，每座帝陵的獻殿、墓道封土、圓形基址、陵塔等組成的軸線，都偏離陵城的中軸線，并形成一定夾角，這恰恰是黨項人“鬼神居中”傳統信仰的反映；陪葬貴族墓中出現的夯土冢、土丘冢、積石冢，是亞洲內陸游牧和畜牧地區的多個民族喪葬習俗在這一地區的集中表現；出土的人像石碑座是基座與人像的融合創造，樣式可能受到草原石人和西南地區影響；西夏陵還發現一種垂獸——迦陵頻伽，這種佛國世界中的神鳥形象在敦煌壁畫中很常見，折射出西夏文明對佛教的推崇。

　　“大量的考古發掘，證實了長期處于北方農牧交錯地帶的西夏，其文化呈現出多元交融的特點。”陳同濱說，西夏陵出土的錢幣、絲綢、珠飾、金銀飾等隨葬品，均反映出公元11—13世紀西夏在“絲綢之路”上的中繼樞紐地位，及其經由“絲綢之路”對中原與西域之間經濟與文化交流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以儒治國，也是西夏吸收中原傳統文化的重要體現。《宋史·夏國傳》記載，1147年夏仁宗“策舉人，始立唱名法”，這是史書最早關于西夏科舉取士的記載。夏仁宗天盛年間頒行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開篇首列謀逆、失孝德禮、背叛、惡毒、不道、大不恭、不孝順等“十惡”罪，和唐宋立法指導思想完全一致。西夏還尊孔子為文宣帝，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尊孔為帝的政權。

　　“作為一個由黨項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權，西夏積極吸收中原漢族文化，官僚體制效仿唐宋，主流意識形態崇尚儒學漢禮，又結合民族自身文化和價值觀進行融匯創新。”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院長、西夏學專家杜建錄說，而西夏陵正是公元11—13世紀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產物，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和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提供了重要見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湮沒故事的講述

　　20世紀30年代，德國飛行員卡斯特爾飛越寧夏平原時，被大片錐形土堆吸引，他拿出相機，從高空定格了當時的景象。殊不知，被卡斯特爾誤以為“蟻冢”的，正是西夏陵。

　　在3號陵區，陵城外的展示牌頗具巧思：展示牌上，左邊是卡斯特爾航拍的3號陵照片，右邊是透明防裂玻璃，觀眾透過玻璃可以清楚看到陵墓現狀。“仔細對比歷史照片，雖時隔近百年，現在的西夏陵除陵墻有一點缺損外，其余幾乎沒變。”西夏陵區管理處副主任張藝明說。

　　與其他土遺址相比，西夏陵是幸運的。“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自然環境，比如風蝕、雨水沖刷、鹽害。”參與西夏陵遺址保護修復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主任楊善龍說，“解決了這些問題，遺產壽命就可以穩定延續。”

　　西夏陵在營建時，雖然選址在賀蘭山東麓沙礫土壤滲水性好、洪水災害較輕的地區，且避開了較大的山洪沖溝，然而，長時間的自然侵蝕，遺址土體仍然難免開裂坍塌、根部掏蝕懸空。

　　2000年，敦煌研究院文保團隊的到來，拉開了西夏陵搶救性保護的大幕。“我們通過土坯砌補加固、夯筑支頂加固、裂隙灌漿等多種措施，基本控制住了影響遺址結構穩定性的病害。同時，針對土體表面侵蝕病害，我們做了排水、表面綜合防風化等處理。”楊善龍告訴記者。

　　目前，已實施完成了西夏陵所有帝陵及主要陪葬墓等遺址保護加固，基本消除了遺址失穩隱患和表面侵蝕問題。“把遺址從病害狀態拉回到了健康狀態。”楊善龍說，去年，西夏陵區管理處和敦煌研究院簽署了日常保養維護合作協議，將持續推進土遺址保護理論、技術的研究與實踐。

　　遺產的文化屬性，決定了其不能僅僅被宣之于展板、陳列于展架，而是要活態傳承、動態傳播。如何向世人闡釋好、展示好文化遺產的普遍價值？

　　來到3號陵陵城西門，只見鋼絲網編織組裝而成的歇山式古建筑屋頂，架在殘缺的房基上，屋頂上的鴟吻、瓦當等栩栩如生。“我們在部分陵區用鋼絲網編織模擬復原了石像生、建筑局部，在透明玻璃板上繪制建筑復原圖，這些形象的示意，方便游客更直觀了解文物的本來面貌。”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劍告訴記者。申遺期間，他和團隊策劃了一套完整新穎的技術手段和展示方式，尤其在現場展示環節，把博物館內常用的展示手法移植到室外，更好地向大眾闡釋遺產價值和背后的故事，“這些展示方式都得到了申遺專家的認可”。

　　回望歷史，王朝的背影已湮沒于塵埃，但其創造的燦爛文明早已融入中華文明大家庭得以傳承延續。正如杜建錄所說：“西夏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賀蘭山的風，年復一年掠過陵丘，吹送著千年前的文明回響：當多樣的光芒彼此映照，便會綻放出超越時代的璀璨；西夏陵無言，卻清晰地講述著：中華文明從來不是單一的旋律，而是多元文化在碰撞中共鳴、在互鑒中升華的壯麗交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