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所歸，惟道與義

　　【光明論壇·溫故】

　　作者：曹潤青(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9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在百年抗爭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體意識空前增強，中華民族實現了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中華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繼承、發展起來的，已深深融進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靈魂，成為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

　　“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出自《晉書·熊遠傳》。作為二十四史之一，《晉書》是唐太宗在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下詔撰修的，唐太宗還親自給晉宣帝(司馬懿)、晉武帝(司馬炎)二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撰寫“史論”四篇，表現出對晉史的高度重視。

　　西晉是秦漢后第一個短命而亡的大一統王朝，其歷史教訓歷來為后人所重視。在西晉之前，秦漢帝國維持統治400余年，樹立了封建王朝的典范，大一統觀念深入人心。東漢末年，群雄崛起，在魏蜀吳三分天下、分裂態勢初顯之時，司馬氏發動政變，取代曹魏，并抓住時機，先后出兵蜀吳，一舉扭轉歷史分裂之勢，一統中國。然而讓人始料不及的是，西晉執政中國僅十余年，內部就爆發了“八王之亂”，這場動亂不僅發生在權力中心，并且持續達16年之久，致使國家遭受嚴重破壞。在此期間及之后，北方匈奴數次南下，最終攻陷洛陽、長安，俘獲懷、愍二帝，西晉政權維持不到40年就土崩瓦解。

　　西晉一度統一南北，本應成為繼漢而起的強大王朝，但是統一之后卻迅速由盛轉衰，不待旋踵而亡。“人心所歸，惟道與義”這句話是大臣熊遠上書給東晉開國皇帝晉元帝司馬睿的諫言，代表了當時的有識之士對這一問題的深刻思考。在熊遠看來，人心歸附是國家的立國之本，而人心歸附又有其必然規律，即只有關心民眾利益和滿足民眾期待的道義力量，才能真正地聚合民心、收服民意。正是因為西晉君臣不能正確認識這一點，他們錯誤地將政權建立在武力強權之上，只關心自身利益，毫不在意百姓福祉，毫不顧惜民心民意，才與人民離心離德。據史傳記載，南北統一后，西晉統治階層矜于文德武功，驕奢漸滋，腐化墮落，豪富間競相比闊，以炫人耳目為能，對民眾疾苦卻視若無睹。同時，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統治階層又陷入嚴重的分裂內斗，互相討伐征戰，致使國家產生巨大內耗，人民常年流離失所。西晉城高池深、兵革堅利、米粟廣聚，然而由于人心盡失，最終導致人民委而去之、眾叛親離的悲慘結局。

　　中華文化歷來重視人心民意，并由此認識到道義對于人心民意的統合作用。熊遠對西晉歷史的反思正反映了中華文化這一悠久的思想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孔子第一個明確提出了“為政以德”的觀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指出行政法律等治理手段只能從外在規范層面約束百姓的言談舉止，而德禮代表的道德教化則可以令百姓在內心為之感化而歸服。孔子之后，孟子、荀子都繼承了孔子這一德政思想。孟子講“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在孟子看來，道德具有上行下效、潛移默化的特點，在對人心施加影響方面，“德”比“力”更能感召人心，因此如果一個政權能夠居仁行義、以王政待民，那么“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百姓歸順這一政權就像水流向低處一樣不可阻止。與孟子相近，荀子提出“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的觀點，認為只有符合道義的政權才與民心相通，才能收獲民意、稱王天下，而單純以武力、財富為基礎的政權都不得不仰仗外在條件，因此是不穩固的。此后，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符合道義成為衡量一個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依據，“保民而王”也因此被視作政權獲取合法性的唯一途徑。

　　近代以來，面對亡國滅種的空前危機，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民族大義為上，共御外侮、同赴國難，在保衛家國、同仇敵愾的艱苦斗爭中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成為命運共同體，這是新的時代條件下“人心歸仁”這一歷史規律的再現。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它始終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自身的歷史使命，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代表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是中華民族最大的道義所在。正是因為受到這一道義的感召，各族人民才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真正意識到中華民族是具有整體利益、享有共同命運的統一體，才最終實現了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歷史層面和道義層面實現了實質整合。中華民族是由各族人民組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建立在整合各個民族利益的基礎上的，相較于某些國家所持的個別民族中心主義，無疑更具有道義根據，必將成為新時代推動中國發展進步、實現民族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16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