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雖短暫 精神卻永恒——記中共膠東區(qū)委書記王文

　　從陜北到膠東，從黃土高原到黃渤海濱，王文同志一路走來，從一個苦孩子一步步成長為中共膠東特委書記、中共膠東區(qū)委第一任書記、膠東區(qū)行政主任公署主任，他為膠東的解放事業(yè)鞠躬盡瘁，奮斗到生命最后一息。1943年11月16日，王文同志因病去世，年僅32歲。生命雖短暫，精神卻永恒，他的事跡悲壯感人、可歌可泣，他的英名永留史冊、千古流芳。值王文同志逝世79周年，謹寫此文作為紀念。

善惡分明 投身革命

　　王文(1911-1943)，陜西省綏德縣耿家山村人，家境貧寒，學習非常勤奮，16歲便考入了綏德師范。王文在讀書期間，受到五四運動革命浪潮的影響，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入綏德師范不久，就毅然參加了共產黨在綏德師范發(fā)動的進步學生驅逐反動校長的學潮斗爭。由于他旗幟鮮明，不畏強暴，在與學校反動當局的斗爭中表現突出，很快被共青團組織接收為團員。同時，他的活動也引起了學校反動當局的注意。1927年7月，綏德師范被國民黨查封，王文被開除學籍，武裝押送回家。

　　王文失學了，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下去，反而更增添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堅定了革命意志。他走東串西，秘密打聽，希望找到黨的組織。1928年，他終于找到了中共地下黨員李景林。在他的影響下，王文讀了很多進步書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1929年，王文和李景林在親友們的資助下，辦起了一所學校，李景林當校長，王文當教員。他們在課堂上，宣傳革命道理，啟發(fā)民眾的覺悟，并在進步的學生中發(fā)展團員，建立共青團組織。學校辦得很好，受到當地群眾的擁護。

　　1930年，王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把全部心血用在了黨的工作上。1933年，劉志丹領導陜北人民舉行了武裝起義，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根據斗爭形勢的需要，王文在李景林的領導下，深入農村建立發(fā)展黨的組織，發(fā)動和領導群眾斗地主，分田地，搞武裝斗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廣泛組織、動員青壯年參加紅軍。從此，他離開家鄉(xiāng)，走上了職業(yè)革命者的道路。黨的教育和革命事業(yè)的磨練，使王文迅速成熟起來，變成了一位剛毅果斷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

　　1935年，王文24歲時，就擔任了綏德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和縣委書記的職務。1936年8月轉任吳寶縣縣委書記，同年12月任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1937年10月，他又調任米脂中心縣委書記。

　　1937年，王文任米脂中心縣委書記時，為了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團結各階層人民共同抗日，只身冒險到國民黨統治區(qū)跟國民黨專員進行談判。談判中，對方提出了二十多個問題來刁難王文，王文毫不懼怕，從容不迫地從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實行耕者有其田”，講到“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罪惡目的，講到合作抗日的偉大意義。對他們的無理質問一一作了解答，既使與會的各界人士心悅誠服，又有力地宣傳了黨的抗日方針和政策。會后，達成了共同抗日的協議，使米脂地區(qū)的抗日高潮迅速形成。

策馬膠東 領導抗戰(zhàn)

　　在膠東工作期間，王文同志最大特點是既注重對工作的統籌部署，又注重親力親為一線工作和調查研究，膠東大地處處留下了他忙碌工作的身影。他曾多次到膠東各地宣講共產黨的抗日民主政策，組織和發(fā)展抗日積極分子，組建基層黨組織，發(fā)展黨員，不斷壯大黨力量和影響力，使膠東區(qū)黨的組織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

　　1938年春，王文受黨中央的委派來到山東，隨后到膠東擔任特委書記。他跋山涉水晝夜兼程，一路上沖破了敵人的層層封鎖線，于同年6月來到膠東。這時，膠東特委書記理琪剛剛在雷神廟戰(zhàn)斗中犧牲，膠東特委領導的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正西上蓬(萊)黃(縣)掖(縣)與膠東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會師，部隊迅速擴大，急待集訓整編，實行統一的指揮;而國民黨膠東的各級地方官員和地痞流氓，也趁機招兵買馬，搶占地盤，各據一方。膠東的形勢紛繁復雜，問題極多。王文來到膠東后，以他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果斷扎實的工作作風立即與其他特委成員一道，開始有步驟地處理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問題。

　　隨著各地抗日武裝的蓬勃發(fā)展，統一膠東的武裝力量成為急需解決的突出問題。8月，王文作為膠東特委書記，親赴掖縣與三支隊領導人鄭耀南等面商并促成部隊合編事宜。8月12日，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和膠東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合編為新的三軍，統一歸中共膠東特委領導。9月18日，新三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山東游擊第五支隊。五支隊的成立，標志著膠東抗日武裝力量的空前統一，也凝結著王文同志的辛勤汗水。

　　王文同志重視加強黨的建設。1938年12月，王文在掖縣葛城村主持召開了膠東區(qū)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國共產黨膠東區(qū)委員會，并擔任區(qū)委書記。中共膠東區(qū)委隸屬山東分局，這是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中成立的第一個區(qū)黨委。1939年4月，按照上級指示，王文親自主持召開了膠東各縣工委書記、縣委書記會議，認真貫徹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總結了前段在組織發(fā)展中所存在的問題，部署了膠東今后黨組織的發(fā)展工作，使膠東地區(qū)黨組織的建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同年9月，膠東成立山東省第三軍區(qū)，統一領導除原五支隊外的各地方武裝，王文兼任政治委員。1940年，膠東原五支隊編為山東縱隊第五旅，王文領導的第三軍區(qū)又先后組建了三個團，仍沿用五支隊的番號成為膠東的第二支基干化部隊，王文在擔任新的五支隊政委期間，對膠東地方武裝的建設，又作出了新的重大貢獻。1942年春天，為了消滅駐防現乳山市海陽所鎮(zhèn)海陽所村的國民黨頑固派丁綍庭的十四支隊匡玉洲部，五支隊政委王文、東海指揮部副指揮于得水來到現白沙灘鎮(zhèn)一帶部署工作，發(fā)動群眾支援戰(zhàn)斗，指揮部設在墮固山下的霄龍寺。對于王文同志的來此活動，不為一般群眾所知，群眾只知每逢宮家村集市有一位干巴老頭(化裝)多在宮家村宮龍保開的飯店吃火燒，喝開水。他一邊吃飯，一邊與其他就餐者交談，體察民情。群眾知道他就是王文同志時，這已經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事情了。

　　對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王文同志尤為關懷和重視。1940年夏天，膠東區(qū)委根據上級黨的指示，到平(度)招(遠)萊(陽)掖(縣)的大澤山開辟根據地，他親赴大深山區(qū)觀察周圍的地形，調查社會情況，認真聽取地方黨委的匯報。在此基礎上，先后派出了二百多人的工作團，來重點開辟這一地區(qū)，使膠東半島的西部有了一塊較穩(wěn)固的抗日根據地。1941年春，王文風塵仆仆地來到現乳山縣午極鎮(zhèn)上萬口村，他主持召開了牟�？h委選舉準備工作會議，研究新成立的牟海縣委的干部配備工作，并代表膠東區(qū)黨委宣布中共牟�？h委成立。會議期間，他和工作人員吃住在一起，是那樣親切、和藹，一點沒有大干部的架子。

　　正是在以王文為首的膠東黨組織的關懷和指導下，膠東各縣抗日民主政權相繼建立，許多為建設政權、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法令得以制定，根據地不斷擴大并得到長時期的堅持和鞏固。這期間，他還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狠抓了根據地內的各項經濟建設，勝利地粉碎了敵人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出版了多種抗日報紙和刊物，組成了各種形式的文藝團體，使膠東根據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出現了新的局面。

　　1942年，抗日戰(zhàn)爭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日軍加緊了與膠東各頑固派的勾結，瘋狂“掃蕩”膠東根據地。為粉碎敵人的蠶食、分割和掃蕩，膠東區(qū)委根據上級指示實行精兵簡政，于同年7月成立了膠東軍區(qū)，同時成立了膠東區(qū)行政主任公署，王文任主任。他根據膠東區(qū)委的指示，提出并強調把依靠群眾、堅持武裝斗爭放在第一位；用人民武裝，保衛(wèi)人民利益；要處理好軍隊與地方、干部與群眾、上級與下級的關系。他在1942年親手擬定的《一年來財政經濟工作的檢討》提綱中，進一步強調：“我們的生產利益要與群眾利益結合起來，要照顧自己，照顧人民，今天尤應強調的是照顧人民。”他的提議得到各級黨委的支持，受到了膠東八百萬人民的一致擁護。在膠東區(qū)委和王文的領導下，膠東根據地內實行的精兵簡政、大生產運動和減租減息等運動蓬勃地開展起來，保證了軍糧民食，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隊徹底粉碎了敵人的春季和秋季兩次大掃蕩，保衛(wèi)了膠東抗日根據地，闖過了抗戰(zhàn)中最艱難的一年。

1938年中共膠東特委成員在黃縣城合影。前排右一為王文

鞠躬盡瘁 死而后已

　　1938年王文同志來到膠東后，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很少休息。1942年9月，膠東區(qū)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他擔負起主任的重任。同年冬，早先患有胃病的王文同志，這時又染上了肺病。由于各種疾病的糾纏，他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時常吐血，身體漸漸地消瘦了。但他堅強的黨性和忘我的工作熱情卻絲毫沒有減弱，工作更加積極認真。他的愛人和同志們不時地勸他休息，他總是笑著說：“我只有工作才能忘掉病痛�。　睆年儽币黄饋砟z東跟隨他5年之久的警衛(wèi)員白光年深情地說：“王主任白天到各部隊、機關去檢查工作，連飯都顧不上吃，經常是邊吃邊談。晚上回來看文件、寫總結，有時通宵達旦不休息。煤油燈熬干了，把我叫起來到總務科去領，繼續(xù)辦公。他的身體是為革命累垮的��！”

　　曾任王文同志警衛(wèi)員的馬少平在1944年膠東公學舉行的悼念王文同志的大會上回憶到：“王主任不是病死的，是累死的。他黑白天坐在椅子上寫東西，發(fā)表了許多篇指導性文章，強調軍政、軍民、軍隊內部團結的重要性，為我黨日后戰(zhàn)略決策積累了經驗。我是王主任的警衛(wèi)員，他黑天工作時，我就站在他旁邊。他就催著逼著我早點睡覺。有時我實在是困了，就把他需要的東西準備好，然后去睡覺。睡覺時，我蓋著自己的一床小被。到了半夜，我醒了，發(fā)現他還在繼續(xù)工作。而我身上又多了一床小被。這是他把自己的小被悄悄地蓋在我身上。每當碰到這樣的情況，我就催著他早點休息，可他總是說你先睡吧。我再工作一會兒。這樣的事情在我身邊經常發(fā)生。王文主任幾次要送我到學校念書，因為我沒有文化。但是我不愿意離開他，所以我就不愿意去上學。最后他逼著我到膠東公學附屬小學念書。我永遠忘不了王主任。他是膠東八百萬群眾所敬仰愛戴的英明領導者�！�

　　1943年春，區(qū)委書記林浩去山東分局黨校學習，領導膠東黨政軍的重擔，大都落在了王文的肩上。繁重的工作、艱苦的斗爭和極差的生活條件，使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他經常大口大口地吐血，但仍然堅持黨的工作。到8月間，他的病情日趨惡化，在組織的一再催促下，才住院療養(yǎng)。即使在患病療養(yǎng)期間，王文仍然關心著黨的工作和人民的生活。他經常找有關干部到他病床前來談工作，了解和處理各種問題。

克己奉公 廉潔自律

　　王文是一個視黨的政策如生命的人。他常說，黨的政策是黨的生命，不管是生產打仗，還是發(fā)動群眾，主要是靠黨的政策。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早在1935年，王文在綏德領導反“AB”團斗爭時，從蔣管區(qū)來了一個貨郎，有的同志懷疑他是敵人派來的奸細，把他抓起來，沒收了他的東西，還要殺頭。此事為劉志丹同志得知，嚴肅指出，敵人封鎖我們，好不容易來個貨郎，把他的東西沒收了，還要殺頭，這不是自殺政策嗎?但主張殺貨郎的同志還是堅持要殺。臨刑前，王文聞訊火速趕來，嚴厲地批評說：“這是犯政策性的錯誤，一定不能殺，馬上送交上級處理!”

　　他身居要職，卻從不要求額外照顧，不浪費一點公物。他親自檢查行署機關每月的伙食賬目，不準為他多花一分錢。他身患重病，但心里總是牽掛著百姓和同志。在醫(yī)院里每次去看望他的同志帶點有營養(yǎng)的東西，他總是分送給住院的其他病員，或是拿到伙房里和大家一起吃。

　　他急人民所急，幫人民所需。住院療養(yǎng)期間，他盛情難卻收下了行署機關同志為他募集的五十九元五角慰問金。他自己不但分文未花，反而又加上五角，湊足六十元，捎給了災區(qū)的災民。從部隊復員回家的老馬同志，生活上遇到了困難，他得知后，便千方百計幫助解決。

　　1943年11月的一天，王文把愛人叫到床前，勉勵她說：“為了我的病，你也耽誤了不少工作和學習時間，將來我的病好了，讓我們都好好為黨和革命努力工作和學習�！痹谶@深情地囑托之后，不到二十天他便與世長辭了。

　　據說王文同志得知自己病入膏肓，不久要離開人世時，曾囑咐親人和身邊守護的同志說，如果自己死了，不要驚動家里人，不要給組織上添麻煩。

　　王文同志為膠東的解放事業(yè)鞠躬盡瘁，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雖然只有短短32年的生命，但他的偉大精神永遠活在膠東人民的心中。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王文同志就是一只春蠶，一支蠟燭。

百姓愛戴 薪火相傳

　　王文同志病逝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為了弘揚王文的革命精神，膠東區(qū)決定把原來安葬在牟海縣(后改為乳山縣)東浪暖口村沙河邊的王文同志的靈柩遷移到北面不遠的爬山前，并于1944年5月13日下午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大會，膠東區(qū)黨政軍代表千余人參加了悼念活動。

　　安葬王文同志的靈柩是用32個杠子抬的，都是膠東軍區(qū)連長以上的級別的部隊干部抬的，場面肅穆起敬。在過去抬棺的人越多，意味著出殯之人的身份越高貴。對于王文同志的靈柩是用32個杠子抬的，這是膠東人民給予他最高禮儀，也是膠東人民給予他為膠東革命所作出的偉大貢獻的最高規(guī)格的表彰。

　　“共產黨員、革命軍人流血是可以的，但不可流淚。我們要以王文同志的斗爭精神去工作、去戰(zhàn)斗……”這是膠東軍區(qū)司令員許世友在王文同志追悼會上的講話，臺下每一個與會者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悲痛的淚水。

　　1945年10月，為更好地紀念王文同志，膠東黨組織和人民政府又將他的靈柩遷移至棲霞縣英靈山的膠東革命烈士陵園。而他的靈柩西遷經過乳山縣多個村莊，沿途數萬名干部群眾紛紛扶靈哀送。

　　姜天玉作為膠東公學附屬小學的學生代表參加了王文同志的祭祀儀式，并向王文同志敬獻上花圈。他們的花圈是用同學們從北面的寺山砍了一些松樹枝子，自己扎的，紙花很少。

　　姜天玉說：“當時王文同志的棺被運到東珠塂村北的沙河邊，要舉辦祭祀活動，并通知膠東公學附屬小學安排學生代表參加。那時候，我十一二歲，央求老師安排我參加王文同志的祭祀活動。老師嫌棄我歲數太小，就不同意我參加這個活動。我為什么非要參加這個活動呢？因為我聽了王文同志的警衛(wèi)員馬少平給同學們作的關于王文同志事跡的報告后，深深被王文同志事跡所感動，所以我想要送他一程。”

　　于連芝，女，乳山市馮家鎮(zhèn)高家臺村人。她曾參加王文同志的槨在北線向西轉運中舉行的迎接活動，當時她擔任村兒童團團長的職務。

　　于連芝說：“我們村在馮家鎮(zhèn)最東頭，所以王文的靈柩先經過我們村。當時他的靈柩在村西南的小河旁停下來，我們村的群眾和小學生提前在此等候王文的靈柩路過。是學校組織我們小學生參加這次活動，我們站在河邊每人手拿一個小白旗等候著。當時一共來了三個小車，上面有玻璃，看不見里面。當汽車停下來時，我們高呼：歡迎烈士路過，送烈士一程。那個場面十分震撼。我們孩子們一邊呼口號，一邊哭泣。后來王文同志的追悼會在花家疃鄉(xiāng)公所駐地砦里村舉行，許多群眾參加了，都哭了。我代表全鄉(xiāng)兒童團在追悼會講了話。這一切仿佛就發(fā)生在昨天，我永遠忘不了。王文同志是膠東人民的好干部，為了我們的解放作出很大的貢獻，他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煙臺市委黨史研究院  膠東紅色文化專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