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基建、扶平臺、強監管：數字經濟領跑動能優勢凸顯

編者按：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在全國兩會召開之際，人民網《“兩會財經眼”》系列報道聚焦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點內容，從經濟目標、綠色發展、鄉村振興、數字經濟等角度，集中采訪一批代表委員、權威專家、行業領軍者，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獻計獻策。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臺經濟發展。近年來，數字經濟領跑作用不斷顯現，成為穩增長、促轉型的重要引擎。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勢頭強勁——過去五年我國高技術制造業、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分別增長10.6%、7.9%，數字經濟不斷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7%以上。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再次成為了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普及應用，數字經濟已成為驅動創新的動力源泉和引領產業鏈發生顛覆性變革的重要力量。”多位專家在接受人民網采訪時表示，未來數字經濟將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夯實數字中國建設基礎

打通數字經濟大動脈

3月5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金壯龍在“部長通道”答媒體記者問時指出，“我國移動通信走過了2G跟隨、3G突破、4G同步、5G引領的發展歷程。現在我國已經建成了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5G網絡。”5G、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發展，正在將我國工業體系完備的優勢轉化為海量數據優勢，進一步豐富了工業應用場景。

今年2月，“數字中國”建設迎來了頂層設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明確推進數字技術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深度融合。

在湖南，從個人的出生、學習、工作、婚姻，到企業的資質申請、綜合納稅、企業注銷等都可以在湖南省政務服務大廳一站辦理，真正實現了“一件事一次辦”的便民服務。據介紹，湖南省政務服務大廳是全國第一個在電子政務外網操作系統、自主服務終端等全部國產化的省級政務大廳。

數字政務創新發展，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一處縮影。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理事長何桂立表示，隨著技術不斷成熟，技術應用越來越廣，技術成本越來越低，這時候技術會滲透到實體經濟。未來，數字技術的應用將服務于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

除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據資源的建設也對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多家生物醫藥企業正走在推進我國遺傳學資源和臨床資源的信息化建設的道路上。“政府機構監管干預與高新企業的優勢資源互補協作，使海量研究數據得以整合，資源共享瓶頸被打破，是以數字經濟模式推動生物醫藥行業發展的一種可行模式。”全國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長戴立忠說。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下，數實融合對于增強我國實體經濟的韌性和活力，具有重要意義。”全國政協委員、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曹鵬表示。

數字經濟與實體產業融合，將為大中小企業帶來不同的收益。近年來，惠普為企業數字化布局賦能，助力提升大型企業的智能化管理能力，幫助中小企業降低運營成本、提升效率，以便其聚焦核心業務，發展創新能力。

目前，我國具備行業、區域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達到248家，重點平臺工業設備連接數超過8000萬臺套，服務工業企業超過160萬家，擁有廣闊的數字經濟市場規模。

中國長城黨委副書記、總裁徐建堂表示，當前及未來階段為確保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賦能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進一步增強技術、產業和設施支撐能力，加快在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落地應用方案，加強跨部門、跨系統協同推進力度。

“數字安全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石和底座，是我國從網絡大國邁向網絡強國的關鍵，也是數字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前提。”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創始人周鴻祎表示，隨著產業數字化的發展，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風險也需重視。未來，在“數字中國”建設的推進下，由政府兜底夯實數字基礎設施，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攻堅克難，數字經濟動能將更加凸顯。

支持平臺經濟發展

激發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活力

直播電商升級消費體驗、共享交通帶來出行便利、在線課堂實現遠程教學、外賣點單解決生活所需……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平臺經濟涌現出一大批新業態和新模式，正深刻融入人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

當前，平臺經濟已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創新中的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2020年，我國超10億美元的數字平臺總價值由7702億美元增長到35043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35.4%。

“今年，對于平臺企業而言是政策紅利大年，無論在提振消費、擴大就業方面，還是支撐我國數字競爭力進一步提升方面，平臺企業都大有可為。”中央財經大學數字經濟融合創新發展中心主任陳端說。

平臺經濟的迅速發展壯大，在激發創新發展活力、催生新業態新模式、帶動技術應用創新、優化資源配置、促進靈活就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為應對疫情沖擊、推動經濟復蘇注入了新動能。

“平臺經濟具有獨特的發展機制和特點，與數字經濟時代發展特點具有高度適配性，因此成為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運營模式的必然選擇。”無錫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吳琦表示，數據驅動的平臺化模式引領各行各業衍生出更多的新業態和新模式，成為推動價值創造和價值聚集的重要載體。

與此同時，平臺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一些新問題。出現了平臺企業利用大數據“殺熟”、APP過度索取權限、利用“網紅效應”虛構評價等現象。這些問題不僅侵害了用戶的權益，也阻礙了平臺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在進一步完善的監管體系下，數字平臺經濟合法合規地開展科技創新、業務拓展及服務民生，將獲得更多政策支持。

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

維護公平有序的數字經濟市場環境

“數字經濟的發展，在為經濟社會注入新動力的同時，也給治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目前，亟需推進數字經濟治理工作。”中國信通院有關專家說。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隨著我國監管政策法規體系的不斷完善，對于數字經濟的監管已從專項整治轉向了常態化監管，總體思路將加快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實現事前事中事后全鏈條全領域監管。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市場的創新熱情和能力不可忽視，這就需要進一步保障市場公平競爭，優化資本市場投融資環境。

在劉尚希看來，數字經濟的監管政策應該朝著透明化、可預期的方向發展，大大小小的平臺企業都是數字經濟的微觀基礎，要通過監管政策的完善，鼓勵這些企業敢闖敢干敢投。

“擁有強大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國家，將具備更高水平的外商投資與更多的創新性產出，生產并出口復雜的知識密集型產品潛力更大。因此，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能為市場、產業和消費者創造更大價值，有助于實現創新效益和數字經濟增長。”高通無線通信技術（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孟樸說。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陳兵表示，目前監管層面已經從專項整治走向常態化監管，建立敏捷監管、精準監管、公正監管相結合的常態化監管是支持平臺經濟大展身手的重要保障。隨著常態化監管的水平不斷提升，將轉變為貫穿經濟運行的全過程、日常化監管。（王嫻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