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心鑄精品 筆耕寫初心——記退休干部程少波和他的《牟氏的耕讀家園》

潛心鑄精品 筆耕寫初心

——記退休干部程少波和他的《牟氏的耕讀家園》

孫明浩

一

　　程少波是一名退休干部。初次認識他，是在20多年前，那時他在牟氏莊園管理處辦公室主任崗位上，整天沉浸于上呈下達迎來送往等行政事務和公文寫作中，給人的大致印象是個待人誠摯、做事扎實的行政人員。雖偶爾也有作品見諸報端，但數量不多，在文友群里不太引人注目。真正關注這個人，是在他退休之后。

　　2022年下半年，他的《牟氏的耕讀家園》一書由黃海數字出版社出版，全書共26章，30萬字，分上下兩篇。上篇(1-13章)以“科舉世家”為題。通篇以明清科舉社會為背景，以名宦牟氏逆襲蝶變的奮斗歷程為主線，圍繞牟氏族人的科舉生涯和修齊治平展開歷史敘事。有寒窗苦讀的艱辛，也有金榜題名的喜悅，有勤勞為民的善政，也有潛心治學的碩果，有齊家教子的嚴規苛矩，也有教書育人的溫煦智慧，有堅守苦熬，也有夢想期待。呈現了科舉社會背景下，一門望族的家風特質、生活哲思和精神追求；下篇(14-26章)以“牟氏莊園”為題。通過系列歷史事件，展示了牟墨林家族的致富過程，尤其是大災之年以糧換地實現暴富的經歷，也展現了這個家族扶困濟厄、捐助公益之類的善行義舉，揭示了在傳統道德與私有制度相互作用的歷史背景下，莊園主人的義利觀、榮辱觀、價值追求和復雜人格，通過牟氏莊園在時代大潮的沖擊下，后代人在漸行漸遠的家道背離中走向衰落的悲劇性史實陳述，揭示了牟氏莊園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和深層邏輯。《牟氏的耕讀家園》為一部散文體歷史紀實，寫經濟，寫政治，寫歷史，寫文化，寫時代變遷風云變幻，也寫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作品在社會層面敘事，在文化層面概括，在哲理層面上探究人生，文字生動，故事感人，引經據典，持論公允，視角仰俯自如，文思大開大合，瀏覽朗誦，給人耳目一新的沖擊。

二

　　牟氏莊園和名宦牟氏這塊園地太博大，也太精深，任何精到的研究，任何嚴謹的考證，在它的面前總未免顯得粗疏淺陋。可程少波畢竟在牟氏莊園管理處工作了20多年，又對史料價值有著充分判斷力，手頭鉛印的、油印的和自己手寫的資料成沓成摞，可謂蔚為壯觀，粲然大備，寫本牟氏的書難道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嗎？事實還真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樣容易。程少波在皺眉審視這些資料的時候，所見多是些硬生生的引文，冷冰冰的概括，缺少了應有的人文熱度，而且總有一種不深不透、不寬不廣，捉襟見肘的感覺。牟氏文化作為一部足以光耀棲霞文化史的人文大觀，如果長久處于一種模模糊糊，隱晦不明的狀態中，何以樹立地域文化品牌？何以彰顯地方文化形象？作為一名曾經的文博工作者，程少波時常為責任職守而愧赧自責，時常為初心使命而忐忑不安。于是，為了這份初心使命，為了家鄉的文化品牌和旅游事業，也為了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程少波退休后，開始了《牟氏的耕讀家園》創作，整日整夜地趴伏在一沓沓史料中尋求，沉浸在一摞摞文獻中搜索，在夜以繼日的考證和思辨中，晤對歷史，叩問真相。

　　寫作的過程是程少波自己難為自己的一場持久戰。一些在一般人看來蠻可以忽略的細節，他卻較起真來，要廝磨到底。比如說，書稿的開頭部分引用了王君實的詩作《過棲霞》，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無非是順便帶點貨，在恰當的文字機緣上為家鄉做一把形象推介而已。按說目的達到也就行了，不然還要怎樣？可程少波跟詩人的身份較上勁了，王君實何許人也？說不清詩人身份，又怎能說得清詩作分量？又怎能充分彰顯詩人筆下山水人家的卓犖？于是就到處查詢，可總是查不到。后來想到詩人是元代的，詩作又被縣志收錄，這該是那個時期有一定身份的人，于是就去查《元史》，瞇眼盯著人物傳里姓王的名字一頁一頁地掃描。掃過一遍，沒找到，再掃一遍，還是沒找到。不死心，改掃描為瀏覽，終于在《元史·列傳第七十》找到了，上面說，“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僉山東廉訪司事……”他的大名居然是王守誠！這種情況還是有現成答案的。由于時代隔閡，歷史變遷，許多史料所傳遞的信息，看似清晰明了，實則模模糊糊，很難為一般人悉數接受。比如，《光緒棲霞縣志》記載，知縣方傳植修建霞山書院時，牟墨林率先垂范，帶頭“出制錢五百千”予以支持并倡導。問題又來了，“制錢五百千”究竟是多少錢？它在當時有多大的購買力？再比如，民國期間，軍閥劉珍年向牟宗樸強索大洋12萬元，這“12萬元大洋”又是多少財富？如此等等，這類細節上的疑問都需要一個明確交代。可問題沒有現成答案，求解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惜氣力，下大功夫，潛入史料中，穿越到遠年的街頭巷尾去觀摩，游離到歷史的店鋪集市去探訪，從各種交易事象中去比照，去換算，去核對。功夫下到了，事情也就成了。程少波在一份道光年間北方地區土地交易的賬目中，比對出制錢五百錢的分量，在朋友收藏的一份舊報紙刊登的汽車廣告上，發現了民國時期一款轎車的白銀價格，因而也就換算出了12萬元大洋可購得這款轎車的數量。還有，不是要紀實歷史，還原歷史，再現歷史嗎？那就要去復原歷史，去修補細節。不然的話，就講不出個像樣的故事來，講不好故事，程少波自己也感到憋屈，覺得對不住讀者。比如，清朝嘉慶年間那位被稱為“真御史”的牟昌裕，《光緒棲霞縣續志》為他立了傳，又收錄了他做監察御史期間的5道奏章，按說資料也算豐富，而且從奏章中也能看出這個人的建言風采和民瘼情懷，可不知后事如何。少了下文，少了結局，就不免給人一種半半拉拉的感覺，主人公形象也就顯得模模糊糊，影影綽綽。可到哪里打探結局，尋找下文呢？事情既然發生在清代的宮廷里，程少波就去查找清代的皇室檔案，從成堆成扎的資料中去搜羅，從浩如煙海的文字里去尋覓。這種事雖談不上大海撈針，卻也是沙里淘金，既費眼力又費腦力，運氣好了還能掏一點，運氣不好只能是徒勞。在牟昌裕的事情上運氣不錯，程少波居然找到了雍正皇帝批復，也找到了地方的承辦結果。于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便修補起來，一個鮮明的人物也靈動起來了。

　　引經據典，旁求博考，科學縝密，是作者的書寫的基本方法和態度，也是這《牟氏的耕讀家園》的一個重要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講，《牟氏的耕讀家園》作為一部紀實文學作品，其史料價值也是不同尋常的。

三

　　讀過《牟氏的耕讀家園》的都知道，書中所述人物，不少都是經學界的學術大家，比如寫了《同文尚書》《詩切》的牟庭，還有那個寫了《詩問》的牟應震，都是些著作等身、堪稱大師的學問家。現成的資料中固然少不了這些人，志書里，譜牒中，都有他們的傳記。可這些傳記文字太簡略，大多是名、號、字，生卒年月、稟賦性情、著述篇目，完了。如果圖省事，照搬照錄下來，好像也能湊合過去。可程少波覺得如此對待這些把畢生精力都奉獻了學問的人，內心實在是過意不去。牟庭那部《同文尚書》凝結了他整整40年的心血，《詩切》也是他30年辛苦打磨的成果。還有牟應震，都到生命彌留之際了，“猶呼筆硯來”，把學問做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書中只列舉他們的著作名單，而不提他們寫了些什么，何以展現他們的學術風采？何以表達他們的精神高度？是不是太愧對他們了？而且在這事上因循茍且敷衍塞責也愧對讀者不是？為了心安，程少波只能沉浸到大師們的著述里，全神貫注地投入到一個艱澀難耐的解讀過程中。古奧的文言文，別扭的豎排版，看一眼心里都犯怵。牟庭的兩部還好一些，是影印了早年間王獻唐先生的手抄本，字跡端莊，娟秀清晰，可牟應震的《詩問》就不同了，木刻板，黑色的邊框里擠滿了方方正正的繁體字，看上去濃淡不均，密不透風。字跡模糊的地方更費勁，把上學時語文老師教的破譯文言的解數全都用上還不夠，還要盯著一團花花草草的墨跡去大膽設想小心求證。倘若一兩篇文章還好，一堅持，就過去了，可面對的卻是好幾部皇皇巨著！可以逃避嗎？不可以。這個念頭一閃，程少波就感到了愧疚。他覺得抬頭三尺就是大師們的神明，當著這些文化精魂，敲不得退堂鼓。于是，心一橫，牙一咬，事情就領受下來了。他首先梳理尚書學上“古今之爭”“真偽之辨”以及詩經學上的歷代紛爭和論戰的脈絡，把大師們的學術背景理順清楚；然后就一頭扎進牟應震的《詩問》、牟庭的《詩切》和《同文尚書》里，去凝神破譯，去潛心解讀，去艱難辨認。他知道，只有做足了這道功課，才能向讀者提供一個清晰的學術面貌，展現一道鮮明亮麗的學人風采。

　　從這個過程中不難看出，《牟氏的耕讀家園》的成書，無疑體現了一種基于文化良知的社會責任。

四

　　程少波以為，在歷史敘事中，能否通過歷史故事、歷史人物傳播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凝聚共同價值追求，能否通過揭示事物的發展規律、事件的深層邏輯，給人啟迪，弘揚明德，引領高尚，既體現著文化良知，又意味著書寫的核心價值。因而他的寫作始終堅守著一條主線——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個著力點——著力通過記人敘事，揭示歷史規律和深層邏輯，發揮以史為鑒的作用，著力通過經典形象，弘揚高尚道德，彰顯華夏共同價值追求。具體行文時，他不僅把正能量春雨潤物般地貫穿于章節段落和字里行間，而且還在篇章結構上調整書寫比重，刻意在上、下篇的末尾各另辟一章，分別以“家訓家風”和“余音未了”為題，把事件、人物歸置到價值觀的框架下，將傳統文化中的仁義廉恥等優秀品行和家風，通過述評集中歸納；將家道沉浮和人生成敗的演化，通過故事循序展現；將嚴肅的道德評判和深刻的邏輯關系在悲喜劇的演繹中揭示出來。

　　王勃《滕王閣序》言：“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只要初心不移，使命不怠，一個人在退休之后還是能夠做成一些事情的，程少波寫《牟氏的耕讀家園》便是例證。